院士访谈 |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问题一：在5G时代，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目前我国的网络安全还面临着哪些新的问题？

邬贺铨：整个网络安全永远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它在不断地发展演进，特别是5G时代，我们对于网络应用的依赖性更强，也就是我们的生活以及学习、工作都跟网络有密切关系，政府的运行、企业的生产、个人的工作生活，都跟网络息息相关。所以，在5G时代网络安全不应该放松，而应该更加强。

问题二：针对具体的网络安全风险场景，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采取治理的方式？

邬贺铨：比如对个人的数据而言，我们很多时候往往是去上一些不那么正规的网站，或者说容易被一些小的利益所吸引，它让你可以拿到免费的东西，你上到网站上，前面可能拿到一些免费的东西，但是后面越陷越深，个人的数据可能就被窃取了、被泄漏了，更严重的可能会涉及到财产、资产的损失，这是一个要提防的。包括电信诈骗，可能无时无刻地都会存在，一种花样过去了可能另一种花样又来了，我们在这里可能还是要谨防，不要相信那些凭空而来的什么好处，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警惕的心。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曾经国际上有一个调查，是说假如给你一些什么好处，你是否愿意不那么计较你的个人数据泄漏？据说调查过一些国家，其中中国表示愿意的比例高于其他国家，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危险的。

国家加强了对于电信诈骗的治理，不仅仅在法律上，现在在技术手段上，对一些新出现的电信诈骗的手段，也能及时地发现，给大家挽回了很多的损失。但是我刚才说了，这种对抗总是一种持续的，一种过去的手段被打掉了，还会有新的诈骗出现，所以这里面是要不断地强化。

另外一种，除了电信诈骗涉及到个人的信息安全以外，我们更多的关心是政府和企业的网络安全，包括现在强调的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在这方面，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法规和制度规定，现在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去落实这些制度。我们会采用一些技术手段，当然技术手段决不能老是相信就是万能的，因为往往软件的漏洞是存在的，我们当然要尽量发现，但是发现漏洞还是要不断地挖掘，有可能黑客先利用漏洞，我们往往是事后出问题来补救。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发挥技术的能力。但是我们还需要通过管理制度上来增强。因为即便我们把网络隔离了，但是我拿U盘在内网、外网之间不断地关联起来，物理隔离就形同虚设。这几方面都有运作，而且网络安全应该是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关注、共同来支持完成的。

问题三：您认为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数字信任体系，对于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加强网络安全治理具有哪些重要的战略意义呢？

邬贺铨：我们说生活在一个数字社会，跟现实社会（一样）也都要讲究诚信。我们国家的信任诚信制度的建立，相对一些发达国家还是晚了几年，特别是在数字时代，怎么建立这个数字诚信是一个问题。当然，过去说我们有信用卡，信用卡是根据个人信用来受理的，但是在中国信用卡的普及率并没有那么高，我们越过信用卡就到了微信、支付宝等支付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有个人财产的信誉。现在我们要通过数据的安全、用户身份的认证等等方式，来增加个人的信用。在这方面，刚才说到支付宝、微信，虽然并没有刻意地要调查家里人各种各样的收入等等，但通过你在日常中的电子商务以及支付等等，给你的个人信用来打积分，我们根据这个来进行审核信贷等等。个人要维护个人的信用，这是一点。

第二点，在数字经济的环境下，大量中小企业本身是缺乏实物资产的，因此，我们现在出现了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中央当然非常重视，也多次不仅在税收、财政上支持，也希望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投入，通过准备金的降低等等方式，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银行本身也是个企业，他也要对所有的信贷的安全性负责。在这点上，数字技术可以起到一种帮助支撑中小企业信誉的、信任的记录，怎么说呢？中小企业尽管没有实物资产，但是只要有生产经营活动，这些生产经营活动是可以通过传感器、摄像头，比如说监控他在生产产品库存的情况、销售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企业在健康地运转。根据这个，尽管这些产品只能算是动产（动产一般来讲是不太好质押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临时的不动产，银行业可以放心的给贷款。当然，中小企业应该有信任、信誉的是什么呢？你出库了销售了就应该及时还贷，利用区块链可以使管理更严谨一点。

除此之外，企业与企业之间在生产流通的过程中，A企业把产品卖给B了，按道理B收货几天以后就应该把钱打给A，但是B可能资金紧张周转不过来，这时候A、B两个都陷入现金紧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介入，B可以把相当于向银行借贷，由银行把款还给A。当然，这里作为第三方的支撑也见得非是银行，所谓保理公司也可以。相当于B把从A买到的东西所有权转给保理公司，B以租代卖，保理公司把钱打给A。当然这里面有个问题，保理公司也好，银行也好，怎么能相信这个东西最后能还钱呢？所以仍然需要区块链来支持。特别是境内的企业，如果跟境外贸易彼此之间很难有一个确定性的信任关键的建立，区块链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技术手段是可以帮助我们积累和记录监控本身诚信的过程，也给我们的数字经济一个信任的保障。

问题四：基于您对未来网络发展趋势的研判，您认为数字信任体系的构建工作，未来还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邬贺铨：第一，数字化的活动都以数据的形式来表现，这里边就要对数据进行一种跟踪和记录。在这个方面，目前的数据从A送到B，原点、目的点是确定的，但是中间走过什么地方是不确定的，也可能导致有跨境流动的风险，以后有可能对数据流通的全链路进行监管，避免数据丢失以及数据被篡改，影响信用记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感知这个。

同时，我们在很多社会活动中，还要通过数据流动感知个人的行踪。有点像疫情管理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大数据行程卡”来知道你到哪里。比如说现在社会上对于老赖的管理，我们要限制他的出行，一样需要在诚信社会上为有信任度的人提供非常好的行动自由，但是又相应的对这些信用程度很低的人有一些监管。当然，在未来可能除了技术手段要不断地创新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法规要相应地发展，来给予支撑。比如说对于个人行踪的管理也涉及到隐私，所以这里要确保不侵犯个人的隐私，或者说个人隐私的数据只有政府授权的部门才允许，为了社会治理所必需才能收集。

每一项事情可能都会有双面的情况，都需要再考虑的更全面。我想，社会最终要对任何企业都需要建立一个信任积分，来不断地让高信任积分的企业在将来的经济活动中更方便，通过这个来促进低信用积分企业不断改善他们的信用状况。

内容根据新华网采访整理

转载自：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