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疫情过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城市？

发布：2020-03-01  阅读：845

图/Unsplash

文 | 李铁

涉及几乎所有城市、覆盖全民的疫情总动员，对我们的城市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从单位，到社区，甚至每一幢楼房，各种防疫措施都沿袭了农业社会村庄土围子的方式，各自为战。

城市、社区、企业以及村庄各自为战，在体现出总动员的能力和效果的同时，也耗费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在各地抗疫成果和经验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地方利用现代化手段。例如充分发挥互联网和手机信令的优势，大大提高了各自为战的战术效果。再比如，社区出入的二维码，利用手机信令和APP使用记录来确认14天内的行动轨迹。还有，各种以互联网社交工具为依托的社区与居民、物业与业主的沟通网络，利用大数据对从疫区返回人员的全面监测和追踪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企业和机构纷纷利用互联网开会和办公，在线教育迅速扩张等，都充分显示了信息社会的优势。

可是我们也有疑问，各级政府乃至于社区在这之前巨额投资建设的所谓云平台和大数据中心，包括所谓的智慧城市项目和网格化管理项目，对这次疫情防控到底发挥了多少作用？

不可否认，少数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更多与智慧城市有关的设施，在如此重大的防疫战争中，却可能处于瘫痪状态。因为这些数据中心、云平台和网格化管理等智慧化管理设施，从设计到投入建设的那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未来可能会丧失作用，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封闭的数据系统已经不适应越来越开放的社会信息体系。政府部门内部上报数据的传统数据统计体系，已无法应对开放的社区或城市的人口变动状态。

二是数据规模不够导致应用的效果越来越差。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用户都要选择腾讯或阿里的应用平台，原因在于它们数据应用的广泛性，以及可以支撑用户的云计算后台管理系统。一个封闭的城市和社区，可能会投资建设一个信息平台，但是没有规模数据支撑的后台管理和运行，一旦要面对一些突发性事件引发的巨大信息流量，显然就会捉襟见肘。

三是政府投入的资金很少考虑运营成本。近些年各地已经投入了各类智慧城市平台和大数据中心，包括网格化管理项目。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智慧平台和大数据中心的投入多则几千万元，少则几百万元。网格化社区项目花费一般都在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全算下来，一个城市要建设这些所谓智慧城市项目，一般都要投入几千万甚至数亿元。项目资金投进去了，项目也建成了，但往往只是局限于政府办公系统的服务，不可能有收益来源，必然会导致后期运营维护资金严重不足，有的只能成为上级领导参观的摆设。

四是针对智慧城市和大数据中心的研发项目，如果在脱离了市场，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投入来支撑。因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应用和需求包括激烈的市场竞争，会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研发的投入，改进技术，提升竞争力，而沉淀在政府内部的平台和应用则无法做到一点。技术研发和更多投入，需要更大规模的用户和市场空间来支撑。但局限在政府部门和基层社区的智慧系统，由于应用的范围不大，利用效率低下，很难产生收益，也就难以维持日常的系统维护和运营，更不用说增加投入以满足更多需求了。因此在投入设建之后不久，就会变成落后的技术系统，这也是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情况。

之所以目前采取的各种抗疫措施大多是运用传统的手段，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疫情大灾面前，这么多智慧城市项目失灵，原因在于投入建设的初始阶段，就没有考虑到未来应用如何与市场接轨，以及该如何维持这些云平台、数据中心以及网格化管理平台所需的管理成本和运营费用，并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

更重要的是，从基层政府的角度出发，并没有把为城市各类居民开展服务作为建立相关平台的基本宗旨。这些服务本来就不应该被垄断在政府办公系统的范围内，应该将与信息化有关的服务交还给市场。如此既可以节省大量政府公共资源，同时也可以通过市场来服务更广泛的人口。

疫情期间，在与信息化有关的各种智慧应用和数据服务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化平台发挥了很好地作用。无论是疫情涉及人员的轨迹追踪，还是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范围和规模以及相关信息的搜集，包括现在社区出入的二维码，还有一些企业和机构在家办公使用的网络平台，基本来源于几家著名的网络公司和大部分市场化服务平台。

例如，企业和机构在家办公的网络工具多数使用腾讯和阿里的QQ、微信和钉钉；网络在线教育利用的是各种市场化的互联网平台；而在解决居民足不出户在家隔离封闭的各类生活需求方面，各种依托于互联网运营的外卖和快递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如果完全用政府主导的传统社区服务方式，很难满足如此巨量的商业化和社会化的需求。

很多学者通过疫情得出对未来的判断，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市场化应用将会在疫情之后出现难得的繁荣期和红利期。对于绝大部分身在互联网产业的人来说，这次的机遇也是对互联网供给模式的检验。

未来的在线平台，比如在线教育、在线医疗服务、在线会议和办公系统将会通过这次机遇，迅速进入和占领市场，改变中国城市经济的传统运行模式。

这次疫情的防控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那就是政府的一些抗疫需求，也不得不开始借助互联网的优势，把自己的各种服务内容交给市场平台去运营。这或许意味着，今后传统的由政府单方投入和垄断运营的智慧城市平台、大数据中心以及网格化管理体系将面临着运营的危机，被迫调整自己过度依赖政府的运营和经营的理念，放弃相对封闭的数据平台体系，转变为更为开放并与市场化企业更为紧密合作的系统。

未来城市治理的智慧化和数据化可能实现的转变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更多地依赖于市场化的运营主体，依赖于更大规模的数据公司，而不是政府独自投入和小规模封闭运营的所谓智慧城市平台系统和大数据中心。

二是数据来源更多依赖手机信令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公司，而不是政府内部的上报数据信息。

三是政府在智慧城市和数据方面的投入将从自主投资转化为购买服务，根据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选择最好的、规模化的公司提供服务。

四是互联网公司也会通过这次疫情提供的机会，放大自己的市场服务空间，在传统业务模块中寻求更广泛的市场机会。

五是对过去各自为战的城市智慧平台和数据系统，下一步的发展是与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共同投资开发新的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系统。

六是疫情会加大数据和智慧服务的研发深度和广度，无论是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体系，还是在线教育和会议服务等方面，各种新的服务模式将会通过疫情引发的需求而产生。在这个基础上的城市智慧化，将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七是通过疫情的数据应用，我们会开始重视互联网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更大规模的数据。如何维护和保存这些数据作为未来信息社会时代的数据库和资料库，需要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多投入来增加存储资源。这些数据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社会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源。

虽然疫情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但是对中国的互联网信息产业发展，对于城市治理的真正智慧化，对于社会治理中的大数据应用，都是一次重要的发展契机。